前面介绍了鹤年堂，在老北京的历史上不独有鹤年堂、同仁堂这类医药大家，还有类似长春堂、德寿堂这类也很著名的药店，尤其长春堂的避瘟散和德寿堂的牛黄解毒丸也都是赫赫有名。我们还是根据其店中老人的回忆来听听看看吧。
清末民初，三伏酷暑季节，有钱人家吃着“杏仁豆腐”、“玻璃粉”、“酸梅汤”来消暑解热，穷苦百姓惟有“冰核儿”和长春堂的“避瘟散”解暑。当时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：
三伏热，您别慌，
快买闻药长春堂，
抹进鼻子里通肺腑，
消暑祛火保安康。
当时避瘟散是装在一个八卦形的小锡盒里，花几枚铜板便可买上一盒。打开盒盖，用食指蘸上一点儿白色或红色的粉面儿，拇指和食指相互一捻，再往鼻孔一揉，闭口深吸气，立刻觉得一股清凉气息从鼻而入，沁人肺腑，全身顿觉凉爽、舒畅。避瘟散也可用水冲服，但人们十之八九是用鼻子闻，因此，它仍然属于一种闻药。
远在1840年以前，英国商人把鸦片烟大批贩进中国。而在此之前，即有“淡巴菰”（即烟草）传入中国。我国吸烟的人日渐增多，除纸烟、旱烟、水烟外，最害人的要算是鸦片烟了。多少血性男儿一旦吸上鸦片烟，便终日一榻横陈，吞云吐雾；继而倾家荡产，甚至倒毙街头。因此引起社会上一些爱国志士的极大愤慨。他们为了拯救中华民族，极力抵制吸毒，兴办了一些以禁烟为宗旨的事业，“在理公所”就是其中之一。凡是自愿戒烟的人，除伙食自备外，其他如住房、药物全由公家所担负。在理公所又名慈善公所，实际就是以戒烟除酒、绝毒自新为目的的戒毒医院。然而，很多烟酒成瘾的人，戒烟除瘾以后，难免一时感到缺少点什么精神慰藉，于是闻药便成了为戒毒者所欢迎的物品。
闻药的原料是用几种中草药（桑叶、桔梗、薄荷等）烘干碾碎，再加少量麝香、冰片混合而成。闻后有一种清香爽神的感觉，而且又能解闷，故名“闻药”。
当时北京前门外鲜鱼口长巷头条北口，有一个坐西朝东的小药铺，这就是后来名扬四方的“长春堂”。也就是这小小的长春堂，竟把“理门”（加入“在理公所”的人，称为“理门”人）人们所喜欢用的闻药，进一步研制成很受一般人欢迎的避瘟散。
避瘟散从形式上看与闻药类似，它同样是用鼻子吸闻的粉末，然而服务的对象变得更为广泛，更为普及，它突破了理门的专用范围，变成了大众化的实用小凉药。
清朝乾隆末年，有个游方郎中，名叫孙振兰，祖籍山东招远县。他来到北京走街串巷行医卖药。由于为人精明和气，不久便在前门外长巷头条开了一家小药铺，这就是长春堂的创始老店，当时是以卖闻药为主，闻药有紫、绿、黄、白四种，很受欢迎，买卖日渐兴隆。长春堂从孙振兰传到儿子孙学奎，子承父业，继续卖闻药。
流光似水，同治二年(1863年)，孙学奎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孙崇善，号三明，他就是后来闻名的孙老道。光绪十三年(1888年)孙三明开始经营长春堂，继续卖闻药。
孙三明娶妻张氏，她是左安门外六道口村人。孙三明结婚后不久，便在房山县顾册娘娘庙受戒，做了火居道士。以后他就蓄发梳鬏，身著道袍，行道礼，经常住在自己修建的长春观庙。这也是孙老道与“长春”二字结下不解之缘的来源。
曾在解放前在北京生活过的人，大都用过锡制八角形小扁盒装的避瘟散。因为孙三明是个道士，故用道教的八卦图当了避瘟散的商标。所售之避瘟散装在一个小纸袋内，纸袋上印着孙三明道士头像，胸部抱有一幅八卦图，图中有“避瘟散”三个字。
孙三明这位道士研制避瘟散是有一段艰苦过程的。
大约在1914年，大量日本商品（包括药品）倾销到我国市场，其中就有祛暑的仁丹和清凉闻药宝丹。仁丹是丸粒，宝丹是粉末。那时日本人在中国大搞宣传，几乎各个城市、乡镇、农村的街头巷尾都有仁丹广告。这种广告画着一个身穿大礼服、头戴黑礼帽、嘴上有两撇翘起的八字胡的半身人像。孙三明看到这种举目皆是的广告，很不愉快。他心里暗想：“偌大的中国，难道就造不出类似仁丹、宝丹这样的药来？”从这以后孙三明日夜苦思，潜心钻研，决心要打开这条创新之路，想方设法去顶住日货。
孙老道经常出入庙宇。有一天，他猛然间发觉佛前烧的香味儿很好闻，于是他便把香条研碎试闻。粉未又粗糙、又干燥很不理想。他便去请教在北京日本川田医院工作的华人药师蔡希良先生，请他帮助研究配制。几经试验，在香面里陆续加入各种药物，如：薄荷冰、冰片、硃砂、麝香，并加入甘油，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了一种新的闻药——避瘟散。但是“香”的原料配方尚不得而知，还得依靠大栅栏云香阁香蜡铺供给，于是只好以1元一斤的高价，从云香阁购其制香原料。
从1914年到1924年，十年中一直维持这种状况。为了弄齐全部配方，就必须把“香”的原料配方搞到手。1924年孙老道以500银元的巨款买通了云香阁的制香工人杨山，杨山携配方及两个徒弟一起来到长春堂。此后避瘟散在杨山的精心配制下，质量更加提高，成龙配套，开始大批生产了。
在长春堂售制避瘟散时，云香阁也曾研制太上避瘟散出售，但由于质量差，销售不畅。后来云香阁关闭，太上避瘟散也灭迹了。从此长春堂避瘟散无人再能与其抗衡。
1925年“五卅”运动抵制日货，避瘟散也起了作用。到1933年左右，避瘟散终于取代了日货宝丹而独霸市场。后来，长春堂为抵制日货仁丹，研制成了无极丹，虽也曾轰动一时，便终没有像避瘟散那样广泛地受到人们的欢迎，这些就不再赘叙了。
长春堂避瘟散以孙三明道士像为商标，给人以道家仙人和古代医家的感觉，颇具有宣传作用，再加上孙三明的苦心经营，长春堂的生意十分兴隆。
1926年孙三明病故了。他的儿子自幼娇养成性，不善经营商业。长春堂遂由孙的内侄张子余接任经理。张子余原是本店职工，其人在白云观出家，受戒成为一名火居道士。张为人精明强干，善于交际，头脑灵活。他接管药店以后，仿效姑父遗风，也改换道士服装，以道貌岸然之姿，八面玲珑之术结交官府，四处联络逢迎。有时，他身穿道袍，乘上八抬大轿，以乐队伴奏为前导，吹吹打打，盘桓于前门大街一带，吸引路人蜂拥相随。张子余乘机将避瘟散在人丛中散发赠送，起到了活广告的宣传作用。于是长春堂的避瘟散不胫而走，声誉日隆。这位张老道比起孙老道来，又胜一筹矣！
长春堂老工人王玉清，自1920年入店学徒，后升配药工，到1961年退休，在长春堂担任配药下料工作41年。据王玉清师傅谈，长春堂对药的原料很重视，因此保证了药的质量。王师傅说，长春堂1921年至1923年，每年只销售三四万盒避瘟散。经过十年的努力，药品精益求精，销售量逐年增加，到1933年，竟高达250万盒。其中以华北、东北销售量最大。同时在泰国、印尼、缅甸等国都有销路。
旧社会所谓商战，就是看谁有本领，谁就能多推销货物。张子余绞尽脑汁，千方百计扩大营业范围。他把避瘟散和无极丹推广到北京的各个铺户，百货商店、小杂货铺、茶叶铺甚至零食小摊，都寄卖代售这两种药。代售店可以先卖药，待药卖出后再结账提成。张子余可算是把生意做活了。这样一来，长春堂的收益大增，随之铺面扩大，人员倍增。于是又在天津、太原开设了分号。从此长春堂不再是仅以卖闻药为主的小药铺了。
当年卖闻药时，店里的东伙只有三至五人，到了30年代，就有了一百五十人之多。并目成立了印刷厂，专供印制说明书、包装纸袋和宣传用的传单等。另外还设立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车间。采购、制药、包装、售卖等各项职务，均由本店职工分别担任，所调“东伙同心一股绳，避瘟小散享盛名”。
孙老道故去后，张子余掌店的这一阶段，应该说是长春堂的鼎盛时代。它一年能盈利11万元，十年竞赚了百万余元。没几年的工夫，他们竞先后在鲜鱼口一带，开设了长春棺材铺、庆丰饭馆、油盐店、亿兆百货商店，又在东晓市开有东升木厂，在地安门开设了仁和堂药铺，连同外地分号，总共有八个商店。买卖扩充了，发迹了，张子余渐渐变成了富豪绅土，人称北京商界四大巨子之一。
孙老道是信奉宗教的道士，他悟有“浮云富贵终是空，娇妻美妾同床梦”之句，因此办了几处慈善事业。
最初他在永定门外公地村买了四亩地，修起了长春观。正殿供奉太上老君、药王爷以及财神爷，东配殿是孙家的祠堂，西跨院有平房十一间，孙三明在这办起了长春第一小学校，招收贫苦儿童百余人。那时正处在封建时代，认为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所以长春小学校仅有男生，没有女生。这个小学以义学形式兴办，学杂费用一概不收，学生的书、纸、笔全由学校发给。学生在校学习四年，可达初小毕业程度。该校共有教师工友五人，分上下午两班制上课。继第一小学后又在永定门外杨祖祠附近兴办第二小学校，房屋比第一小学校少一些，只有七八间房，约有四、五十名学生，教职工亦只有两人。以后，又在张子余老家的左安门外龙爪树村兴办长春第三小学校。这里条件较一小差而比二小强，教室有十几间，教师工友基本与第一小学校相仿，学生七、八十人。
张子余经营长春堂以后，以长春堂经理兼任三校校长。三个学校的一切开支，统由长春堂拨付，学生所用书、本、纸、笔文具等，也一律由长春堂供给，每年发给学生制服一套，不取分文。
此外，孙三明、张子余还经常对永外公地村的“悟真堂”、“理门公所”捐款，帮助戒烟、戒毒的经费。
长春堂从小到大，应当说是民族资产阶级艰苦创业，惨淡经营的结果。卖药赚钱又办其他商业和企业，自然生意越做越大。七七事变以前可算是鼎盛时期。七七事变以后，北平沦陷，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城，老百姓遍遭涂炭。长春堂树大招风，自然更是毫不例外地陷入险境。
日本人限制避瘟散向各省市邮寄，长春堂的生产日渐萧条，由每年生产250万盒，一下降到64万盒。日本人知道长春堂资本雄厚，便再三打它的主意。日本宪兵队曾把张子余绑架去，强迫长春堂以二百两黄金赎身。张家当然不敢违抗，照数筹款才得保命释放。
没多久，长春堂因不慎失火，店铺里的什物、工具以及药材等付之一炬。薄荷冰与其他香料经火一烧香闻十里，当时传有“鲜鱼口内薄荷香”之叹。长春堂这次失火殃及华乐戏院(即现在大众剧场)，还烧了富连成科班的戏衣箱和舞台道具。火熄之后，各方责难勒索接踵而至。长春堂除了自身损失外，还赔偿了华乐戏院12万元，赔偿富连成科班的服装道具费10万元。
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重来。军统特务马汉三看到长春堂是块肥肉，又在张子余身上打主意。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”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张于余关押九个月。最后张家花了三百两黄金才将张子余赎出。一劫再劫的长春堂，怎么能再经得起明抢暗算？它被抽干了，挤垮了，败落了。到北平解放前夕，孙三明和张子余精心举创的长春堂，已经是一蹶不振了。
北平解放后，这家颇负盛名的老药店长春堂复兴了。一百多名职工得到合理安置。张子余因年事已高，于1951年辞去经理职务，党和人民政府将张子余安置在北京药材公司任理事。
避瘟散枯木逢春，继续生产，并且改进了装璜，将八角锡盒改成塑料圆盒，商标也摒除了老道图像。长春堂药店迁到前门外大街路东，成为三间门面的大药店。字号保存如故，然而却有了新的面貌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老字号被取消，长春堂的匾被摘了下去。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，“长春堂”的牌匾才重又迎日高悬，而且比以往更加丰采。“老北京”看到老字号又重新出现，似有一种老友重逢的亲切感。长春堂的业务范围比以前大大扩展了，既有中药也有西药，既有老药避瘟散，更有全国各地研制的新中成药，诚所谓水剂片剂、丸散膏丹，一应俱全。
长春堂仅仅由一个卖闻药的小药铺，发展成远近驰名的一流药店，这的确与孙、张两位老道善于经营管理分不开。人们赏常爱说“生财有道”，然而这个“道”字绝非是弄虚作假，它除了宣传有术，还必须货真价实，制药者也必须肯于钻研。中药有师古的一面，也要有推陈出新的一面。孙老道与张子余善于动脑子，他们本没有祖传秘方，却能从为少数“理门”服务的专用闻药，经过突破、革新，研制出为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消暑祛瘟的避瘟散，这的确是不简单的。
避瘟散虽是一种日用小药，但在医药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，这确实是孙三明老道的一个贡献。